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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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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八事变(日本称上海事变或第一次上海事变、淞沪战争),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支援和配合其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掩护其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丑剧,自导自演在上海挑衅引发的冲突,时间长达一个多月。日本海军陆战队在1932年1月28日夜对上海当地中国驻军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十九路军随即起而应战。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吸取九一八事变期间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专依国联的教训,在“一面积极抵抗”之际,也“一面交涉”,与日本进行谈判。国民政府=希望在“不丧失国权”的情况下以最小代价达成停战。5月5日,南京政府代表郭泰祺与日本特命全权公使重光葵分别代表中日双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双方自签字之日起停战;取缔一切抗日活动,第十九路军留驻停战线、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周边一带驻军(但中国保留行政权和警察权);日本军队撤退到1932年1月28日事变之前的状态。
一二八事变

一二八事变——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

一二八事变中的另一支军队:张治中将军的第五军
  一、开战前后   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野心,首先在征服满蒙,对于我国东三省的侵略,无时不在积极地准备,就在1931年9月18日夜偷袭沈阳,实行占领。于是数日之间,河山变色,辽东巨野,尽陷铁蹄。其后,更扩大其侵略目标,向我沿海各要埠肆扰,乃有天津事件,福州告警,纷至沓来。而上海“一二 八”事变的爆发,也系暴日侵略野心及挑衅阴谋所造成。最先,暴日制造五日僧被殴案;继乃有日浪人的暴动,焚烧三友实业社工厂,捣毁北四川路中国商店,使上海空气趋于极度的紧张;终乃有四项条件之提出,要求我国取缔抗日运动及解散抗日救国会,挑衅阴谋层出不穷。于是日舰队集沪示威,日陆战队登岸布防,各地日侨撤退等等,而最后的一幕,就是“一二八”的闸北夜袭,我们淞沪抗日的战幕正式揭开。这时是十九路军驻守上海,首先举抗日之旗,通电云: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28夜11时公然在上海闸北侵我防线,向我挑衅。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志此心,可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叩艳。战争之幕既揭开,这时,蒋介石虽已退职在野,但鉴于当时形势,也曾发出一道通电。但是我看到一种大可忧虑的情形:十九路军单独在沪作战,孤军决不能久持,应该予以增援,同时,有党内反对派的人在上海就说中央看着十九路军打光,按兵不救。蒋是2月初由洛阳到浦口,我去迎接他,我就表示我的意见:“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说:“很好。”马上关照军政部长何应钦,即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师合成为第五军,命我率领参战。当时我所率领的第五军所辖计有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和独立炮兵第一团山炮营。八十七师师长由我兼,副师长王敬久,辖两旅:二五九旅旅长孙元良,二六一旅旅长宋希濂;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副师长李延年,也辖两旅:二六二旅旅长钱伦体,二六四旅旅长杨步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总队长为唐光霁。   我在2月14日奉到军政部的正式任命,2月15日又奉军政部令:“第五军着归蒋总指挥光鼐指挥。”当即调动军队出发。首先从南京出发的是八十七师宋旅,他们在14日已经奉蒋总指挥命接防蕴藻浜北岸阵地由胡家宅至吴淞两端曹家桥之线;八十七师孙旅也在15日开到南翔(当时十九路军总指挥部所在地)附近集结待命。八十八师亦已经由沪杭线开到南翔附近待命中。我是在2月16日从南京出发的。我住在中央军校,15日深夜鸡鸣以前,我起床端正地写了一封遗书,然后出发。我为什么要写遗书呢?这是表示我的决心,表示我尽忠国家的最大决心!因为这是一次反抗强暴的民族战争,也是我生平对外作战第一次,我必以誓死的决心,为保卫祖国而战。我知道:一个革命军人首先要决定的是牺牲精神,而牺牲精神又必须首先从高级将领做起。我于2月16日上午9时从南京和平门登车出发,当天到达南翔,即奉蒋光鼐总指挥的命令,接替十九路军防务,由江湾北端经庙行镇沿蕴藻浜至吴淞西端之线,并以一部在狮子林炮台南北闸洞亘川沙口、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担任沿江警戒。我就令八十八师担任由江湾北端经庙行镇、周巷至蕴藻浜南岸之线,八十七师担任胡家庄沿蕴藻浜北岸经曹家桥至吴淞西端之线,军校教导总队之一部担任狮子林南北闸洞、川沙口、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沿江一带警戒,于18日先后接替完毕。这天,我奉总指挥令任左翼军指挥官(蔡廷锴是右翼军指挥官),吴淞、宝山、狮子林要塞地区司令谭秀、翁照垣,也归我指挥。在17日黄昏,我由南翔进驻刘行镇。这天,我奉到南京统帅部的铣戌电:兄等决定在淞沪原阵地抵抗到底,奋斗精神,至堪嘉慰!望兄等努力团结,为我党国争光。沪上地形复杂,敌方或将舍正面之攻击,而向我侧背着眼。我阵地附近河流纵横,到处便于扼守,日军若取攻势,其牺牲非有一与十之比,决难奏效。希望与十九路军蒋蔡两同志,共同一致,团结奋斗。对于蒋总指挥命令,尤当切实服从,万不可稍有隔膜。吾人若不于此表现民族革命精神,决意牺牲,更待何时?可将此意转告全体将士,努力保持本军光荣之历史为要。我当即呈复一电:此次奉命抗日作战,即有最大决心,誓以一死报国,并与十九路军团结一致,对于蒋蔡两位,绝对和衷共济,请释廑注。 我也发布了“告全军将士书”,着重指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我们全国一致的呼声,一致的要求,一致的决心。现在,行动已代替了口号,实力已代替了空言,我们的存亡,将诉之于极猛烈的战斗。”“我十九路军将士守土沪上,抵御暴日,冲锋陷阵,血战兼旬,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屡建奇功,功在党国。”“本军此次奉命来沪,协同十九路军作战,……治中个人,誓与我军将士共患难,同生死。 深望我全军将士,人抱必死之心,以救国家,以救民族。假如日军犹有一兵一卒留我国内,我们的责任即未完成;反之,我们如尚有一兵一卒,必与敌人拼命到底!”“同志们,冲向前去,最后的胜利,终属我们最后的努力者!” ...查看更多
一二八事变中的十九路军起源:粤军第一师所部
第十九路军并不是教科书和宣传中所说的象草台兵、杂牌军似的,也不是受到排挤、被送前线的所谓异己,而是国民革命军的中坚,中央军中的姣姣者,其前身原属于孙中山粤军第一师所部。 辛亥革命以后,军阀割据时期,中国各系军队或军阀一般以地域名称呼,例如直军、皖军、奉军、桂军、滇军、川军……。 所以又把孙中山在广东的这支军队称谓粤军。随着革命在南方数省的发展,各地、各种军队的加入革命,粤军成为革命军中的骨干。由于孙中山革命几经失败和挫折,孙中山在广东组建的军队始终是孙中山革命的基础,于是又有人把粤军,把第一师称谓孙中山的“嫡系”。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蒋介石任参谋长。 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建立以后,粤军和黄埔军校成为孙中山革命的主力军。北伐战争时期,黄埔军校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粤军第一师改编为第四军。 随着北伐军不断壮大, 随着冯玉祥阎锡山……地方军队和原北洋军队的加入国民革命军,人们仍然习惯把这些军队以地域名称呼。从南方出发的国民革命军称谓“北伐军”。在战争中,第四军被誉为 “铁军”。 第四军以陈铭枢、张发奎、陈济棠3个师和叶挺独立团为基本队伍。 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以后,参加北伐的陈铭枢一支扩编为第十一军,张发奎一支沿用了“第四军”番号。 留在广东根据地的陈济棠一支,往往也以“粤军”的称呼。所指的粤军与当年孙中山时期的粤军的称谓,已经不是同一个概念。一些史书往往混淆。 张学良易帜,把奉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于是,奉军被称为 “东北军”。自从南北统一以后,人们习惯把留在地方的北伐军和地方性质的国民革命军以及不受中央政府节制的国民革命军,称为地方军。把由中央政府直接指挥的北伐军(野战部队)称为“中央军”。 由于当时中国的统一,最终是各地、各地方势力和各政治军事集团势力通过协商的和平方式达成,尚没有能够消除地方割据或者军阀割据状态,许多县、省和地区实行地方自治,一些军队的军费来源于地方财政,一些军队依靠中央财政。于是,又有把依靠中央财政的军队称为中央军。 十九路军一直由中央政府直接指挥。前期,由中央政府供饷,广东封疆后由该地财政供饷,有时由中央财政补饷或供饷,封疆福建后由地方财政供饷。某种定义比较复杂,也是矛盾的根源。但,第十九路军始终是中央政府的一支劲旅。 其实,当时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江、浙及周边五省,有许多地方军队的军费开支或者军饷远远优于中央军。当时斗笠、绑腿、洋枪、大刀,北伐军、中央军的装备普遍如此。远不及东北军、西北军。中国军队在装备上的变化是在1934年整编师计划以后的事。 中央军或者北伐军,虽然在装备上、素质上远远不如苏联红军和日本皇军,但毕竟大多数指战员是保定军校和黄埔军校出身。 陈铭枢毕业于保定陆军学校第一期; 蒋光鼐、戴戟等是陈铭枢同窗,参加护法战争后经陈铭枢介绍加入粤军第一师;蔡廷锴是陈枢铭培养起来的旧军人,毕业于广东自办讲武学堂。完全靠血战才出人头地。“但他却不像旧时代的军人那样以军权自重,而是非常忠于提携他的陈铭枢。 ” (附文2)十九路军的来龙去脉 粤军第一师是当时孙中山亲手缔造的第一支国民革命武装部队。 师长邓铿罗致了一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青年军官作为军中骨干,像陈可钰、李济深、邓演达、张发奎、陈济棠、薛岳、余汉谋、叶挺以及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 陈铭枢为该师的模范团,第四团团长,戴戟时任他的少校团副,蒋光鼐、蔡廷锴分别为第四团的营长和营少尉官。全团军官都以保定军校学生为骨干。 1924年,国共合作后,陈铭枢晋升为粤军第一旅旅长,蒋光鼐升为粤军第一旅第二团团长,蔡廷锴为第二团营长。 ...查看更多
一二八事变的导火索:巧借爱国情绪的“日僧案”
“九一八”事变后,三友实业社生产总厂的工人们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了三友抗日义勇军,多达400余人参加,陈万运亲任大队长,队员自费做了军装,天天在上班前操练。义勇军还在厂门口高墙上贴了一幅巨型宣传画,标题是“一定要收复东北三省”,画的是一个义勇军战士,拿着长枪对准日本兵。 “三友社毛巾厂隔壁就是日商东华毛巾,厂内驻有日本海军陆战队,设有瞭望台。日本人每天都能看到三友社毛巾厂的行动,恨得牙痒痒,从此视三友社毛巾厂为眼中钉。”陈立芳说。 据史料记载,1932年1月18日下午,日本僧人天崎升等五人打着“修行”的幌子, 在马玉山路(今双阳路)三友实业社毛巾厂门前敲鼓击钟,还向厂内投掷石块。其行迹引起厂内义勇军注意,义勇军成员跟踪其后。天崎启升等人见状逃窜,逃到赵家宅附近时,遭到工人的拦截盘查。 此时,由日军特务长官田中隆吉和女间谍川岛芳子事先雇佣的打手,化装成工人模样混入义勇军之中,对日僧用石块猛砸猛打,造成一死二伤,并将责任嫁祸于三友实业社工人身上。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日僧事件”。 第三天凌晨,日本宪兵大尉重藤千春带领日本浪人团体“日本青年同志会”60余人袭击了三友实业社,纵火焚毁厂房6间、棉纱数百包,损坏织布机24台,还打死前来的工部局华捕1人,打伤2人。 战后,田中隆吉在自供状中称,他知道三友实业社是“非常共产主义的、排日的,是排日的根据地”,于是就让和他很“亲近的女子”川岛芳子,去“巧妙地利用这个公司的名义来杀死日莲宗的化缘和尚”,借机“搞出点名堂来”。 1932年1月28日晚11时30分,日军发动了战争,第二天即占领了三友实业社。“日僧事件”成为“一·二八”事件的直接导火线。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查看更多
一二八事变序幕:蒋光鼐打响了正规军抗日第一枪
  蒋光鼐简介   如果你走在78年前的上海街头,你一定会去买蒋光鼐牌香烟,因为那是抗日爱国的象征。你还可以看到四处悬挂的蒋光鼐肖像,这是画家蒋兆于1932年在“淞沪抗战”前线为他绘制的油画。当年,那幅油画被印刷成数万张,沿街张贴。   在这张画像的背面印着蒋光鼐的小传,其中有这样几句:大战开始,他与第19军军长蔡廷锴暨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力保疆土,誓死为国,鏖战月余,杀敌无算,造成“甲午”以来抗暴却敌之第一页光荣历史,举世无不知其人焉。   蒋建国说:“我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从这幅画像上得来的,挂在父亲书房的墙上。他身着戎装,领章上有三蒋建国给父亲创作的《蒋光鼐颗星,面容清瘦,表情严肃,嘴唇上将军像》   边的短髭更增加了几分威严。每当我从这幅画像前面走过的时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那两只眼睛都在盯着我,画活了。”   蒋建国,蒋光鼐次子、北京市蒋建国政协原副秘书长,2010年6月8日,曹海鹏摄蒋光鼐:“违令”抗日一代名将蒋光鼐去世43周年忌日,他早早等候在北京中山公园的会客室里。一头白发的蒋建国先生,指着黑色衬衫说,“今天是我父亲的忌日,所以我穿着黑色衣服来了。”   蒋光鼐,第19路军总指挥、“一二八”淞沪抗战总指挥打响中国正规军抵抗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枪……   “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   1932年1月28日夜里,突然传来的枪声打破了城市的宁静,火光照耀了夜晚的天空。子夜时分,日军兵分5路从闸北突然向驻守上海的19路军阵地发动袭击。担负沪宁地区卫戍任务的第19路军3个师共3万余人,第60、第61师分驻苏州、南京一带,第78师2个旅驻守上海,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抗战。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战争爆发前不到两个星期,当时任驻守淞沪的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洞察到了日军的侵略动向,于是提前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和动员。   1月23日,蒋光鼐召开19路军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讨论了一切必要的应战措施,包括准备军粮物资、部署兵力、发动动员,要求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并且下达了至关重要的一项密令:“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正是这种坚定的决心和充分的准备,为后来在战役中有效打击日寇奠定了基础。   虽然19路军根据这一密令采取的行动,被军政部指责为违命抵抗,不从军令,却是顺应民心,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海外侨胞的强烈支持。从第一道抗日命令起至3月2日发出退守待援通电,所有公开文件都是由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联名签署的。   据曾与蒋光鼐在“民革”共事多年的张克明介绍,日军入侵上海时,蒋光鼐正在医院养病,当下属问他打不打时,他想都没想就说打,因为“一二八”时期蒋光鼐(右二)与蔡廷锴(右三)这是早在会议上决定了的。蒋建国说:“1931年,19路军奉命参加“围剿”,父亲屡征不出,赴上海养病。而1932年1月28日夜,一接到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电话,他立即挺身而出,驱车至龙华警备司令部与戴戟司令、19军军长蔡廷锴共商抗敌大计。当晚,三人步行至真如车站,在真如建立临时指挥部,就近指挥战斗。” ...查看更多
一二八事变的骄人战果:22天内日军三次更换主帅
     2月14日,日军陆军中将植田抵沪,兵力增至3万余人。   2月16日,张治中蒋介石请战,蒋介石命军政部派张治中率嫡系第5军抵沪,并命令:“着第5军归蒋总指挥光鼐指挥。”蒋光鼐决定实行区分作战,下达了兵力布置命令。以第19军军长蔡廷锴为右翼军指挥,占领南市龙华、真如、闸北、八字桥、江湾一线,军部设在真如;以第5军军长张治中为左翼军指挥,占领江湾北端一线,及死守吴淞要塞,军部设在刘行镇。各部务于17日拂晓布防完毕。   2月18日,日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我军退出租界20公里,撤去此范围内军事设施并永不重建。“父亲愤然拒绝这些无理要求,断然下令:用大炮回答它!”   20日晨,日军发起进攻,父亲一面指挥部队,一面以19路军名义通电全国:“军人报国,粉身碎骨是份内事,大战开始之日,即本军授命之时。使一卒一弹犹存,则暴日决不得逞……”这种拼死抵抗的决心,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   蒋介石直接打电话责问蒋光鼐说:“这个仗打得差不多了,下令停火吧!”   蒋光鼐当即顶撞说:“卫国保土乃是军人天职。强敌压境,怎能不奋起自卫?这仗一定要打,而且已经打起来了,无法收手!”   在19路军的抗击下,江湾、庙行两处争夺激烈,双方都伤亡惨重。22日,日军倾巢出动,向我军庙行、江湾阵地猛攻,企图从中方守军的阵地中央突破,然后向两侧扩展,将19军和第5军各个击破。守军沉着应战,指挥部调度有方,接连挫败日军的进攻。   双方激战数日,日军始终未能前进一步。植田“中央突破”的计划终告破产。   “淞沪抗战”激励全国,后方官兵纷纷请缨抗战,蒋介石拒绝再向上海增兵。而日本内阁决定组建上海派遣军,派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任司令官统一指挥。   下午8时,我军因援绝兵尽,全线动摇。当晚11时,蒋光鼐被迫含泪下达全线撤退的命令。全军上下“擐甲哀鸣,泪尽以血”。   19路军的英勇抗战虽然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压制,但得到了民间的大力支持,国民党政府欠下19路军数月军饷,全依靠国内外的捐款才得以弥补;没有武器补给,竟然用上海总工会自制的土炸弹来抵抗日军的铁甲装备;上海一天之内开辟出几十个伤兵医院。“父亲他们也一次次向全国通电,表达了誓死保卫国土、抗战到底的决心。”蒋建国说,“19路军与第5军乘夜各自按照指定路线撤退,秩序井然,天亮时,主力部队及辎重已离开战场40里,而日军并未觉察。到2日午后,日军才发现中方主力已经转移,开始追击,而中方掩护部队按计划逐次抵抗,使19路军与第5军顺利后撤到第二防线。”   3月3日,“国联”开会决定,要中日双方停止战争。以后,大规模战事基本停止。   5月5日,中日签订《上海停战协定》。   蒋介石决心对“违令”的19路军加以整肃。5月6日,蒋下令将该军一个师调往江西归南昌行营指挥;一个师调往武汉归武汉行营指挥;1939年蒋光鼐和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合影一个师调往安徽。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据理力争,坚决不服从。   5月8日,蒋光鼐在杭州写1给蒋介石,请求辞去19路军总指挥职务。   5月28日,在苏州举行“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各界人士4万多人参加了大会,蒋光鼐念及数月来所思所感,凝悲愤于笔端,挥毫亲撰一联:   自卫乃天赋人权,三万众慷慨登陴,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石烂海枯犹此志;相约以血湔国耻,四十日见危授命,吾率君等出,不率其入,椒浆桂酒有余哀。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查看更多
一二八事变趣闻:华侨送蒋光鼐“化验石”保平安
     “在我们家,有一枚保存了70年的戒指。从外表看,这枚戒指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纯金的戒面上镶嵌着一块椭圆形的石头。”蒋建国回忆说,这石头不是钻石,不是玉石,也不是大家熟悉的其他宝石。它看上去晶莹剔透,凝脂般的石体中融进几丝浅棕色的斑纹,淡雅中显出几分质朴。   蒋光鼐一家为何珍藏这枚普普通通的戒指近70年?这是一枚“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一位爱国华侨送来的戒指。一天,一位华侨来到19路军后方办事处,他恭恭敬敬地从怀里取出两枚戒指,一定要请工作人员替他转交给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和军长蔡廷锴。在蒋建国和原的家族记忆中,“办事处工作人员一再婉言谢绝,这位华侨急得满脸通红,激动地向工作人员说出了这两枚戒指的来历。”戒指上镶嵌的石头叫“化险石”,它原是非洲土著人身上佩带的饰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入非洲的英军听当地土著人说,佩带这种“化险石”可以刀枪不入。他们认为是无稽之谈,便找来一些“化险石”摆在地上,然后由一群英军向这些石头射击。结果,没有一颗子弹能打中这些石头。英国军人相了这石头神奇的威力,从此,“化险石”便成了人们争购的宝物。   这位华侨听说这件事后,托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非洲购回两粒“化险石”,并把它制成两枚戒指,准备做防身之用。现在,他执意要把戒指送给两位将军,希望他们保重身体,带领部队把日本侵略者打出中国去。   华侨的一番话让在场的工作人员无法拒绝。他在登记单上写下“崔某”两个字,没留名就走出了办事处。   从此,这枚戒指被父亲蒋光鼐带在身边。蒋建国说:“父亲一生历经坎坷,许多贵重的东西都丢掉了,但这枚戒指却始终带在他身边。”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及以后的8年抗战里,他一直历尽多次险境,但都化险为夷。   “记得小时候,父亲曾给我讲过一件小事。一天清晨,他刚起床就到屋外的松树下去观察敌情。忽然,日军飞机扔下的一枚炸弹在他住的小屋前爆炸了。一块弹片穿过窗户,深深地嵌进了父亲的枕头。”蒋建国说:“几分钟前,父亲还睡在这里,太危险了。”   抗战胜利后,蒋光鼐把这枚戒指送给了即将上大学的女儿蒋定苏,他说:“一定要好好保存。”“定苏姐一直珍藏着这一珍贵的礼物,‘文革’时为了免于丢失,用塑料布包裹后藏在花盆的泥土中,才躲过了造反派抄家的劫难。”蒋建国说。   直到1988年,“民革”中央召开“纪念蒋光鼐同志诞生100周年座谈会”时,定苏姐从山东把戒指带到北京来,表示要把戒指捐献给有关部门,但是不知交到哪里去好,就暂时放在我家,一放又是14年。在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70周年座谈会上,戒指捐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查看更多
一二八事变简介:日军挑衅引发第一次淞沪抗战
  一·二八事变(日本称上海事变或第一次上海事变、淞沪战争),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支援和配合其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掩护其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丑剧,自导自演在上海挑衅引发的冲突,时间长达一个多月。日本海军陆战队在1932年1月28日夜对上海当地中国驻军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十九路军随即起而应战。   中国方面,1932年1月29日蒋介石复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任委员长在3月6日),同日蒋制定对日应对原则为:“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这是国民政府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的应对总方针。1月30日,国民政府发布《迁都洛阳宣言》,表示绝不屈服。2月1日,蒋介石命令中国空军参战。2月4日,军委会划分全国为4个防卫区,同时令川、湘、赣、黔、鄂、陕、豫各省出兵做总预备队。2月8日,蒋介石批示何应钦调炮兵一个营增援十九路军。2月14日,蒋介石命令将第88、87师、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编为第五军,任命张治中为军长调归十九路军指挥参战。为补充十九路军伤亡减员,蒋介石还先后命令自上官云相、梁冠英、刘峙等处,运徒手兵2000名以补充十九路军,并为十九路军和第五军补充大批武器弹药。此后蒋介石先后调动国军卫立煌第14军(辖第10师、第83师两师)、第1师、第9师、第47师及陈诚第18军(当时下辖第11师、第14师、第52师共三个师)、独立第36旅等部队支援上海十九路军(但因交通和赣州战役等原因,以上数个师大都未能在停战前抵达上海附近的指定地点参战)。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并肩作战,取得了诸如庙行大捷等胜利,给予日军一定打击。但3月1日,日军援军在我军防备薄弱的浏河一带登陆,形势逆转,我军被迫撤退到第二线防守。3月3日,日军在英、美、法等国“调停”下,宣布停战。   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吸取九一八事变期间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专依国联的教训,在“一面积极抵抗”之际,也“一面交涉”,与日本进行谈判。国民政府认为当时中国军阀割据内乱不已、军令政令不统一、财政极端困难,无力与日本全面开战,希望在“不丧失国权”的情况下以最小代价达成停战。5月5日,南京政府代表郭泰祺与日本特命全权公使重光葵分别代表中日双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双方自签字之日起停战;取缔一切抗日活动,第十九路军留驻停战线、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但中国保留行政权和警察权);日本军队撤退到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即恢复1932年1月28日事变之前的状态。   停战谈判期间(1932年4月29日),朝鲜人反日志士尹奉吉在暗杀大王王亚樵的指使下混入庆祝日本天皇生日的天长节暨日军胜利阅兵庆典,向主宾席投掷炸弹,结果日本陆军大将、上海派遣军总司令官白川义则被炸死。   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等人以事变期间红军发动赣州战役等为借口,正式确立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查看更多
一二八事变的幕后策划:特高课成功挑起了事端
  策划阴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大量土地,并试图扶植前清朝亚洲博彩溥仪建立满洲国。但此一行动刚开始就受到了以国际联盟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于是日本决定在上海这一国际性的大都市制造事端以转移国际视线,使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与控制行动能够顺利进行。   除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的板垣征四郎大佐外,东京的裕仁天皇的文官党羽“十一人俱乐部”(成员包括木户幸一、近卫文麿、牧野显声等),也参与了“一二八事变”的策划。该组织主张日本在完成对中国东北的征服前,需有一个“思考间歇”期,以应付国内外的许多问题。为此在这期间,日本需要在上海发起一场“假战争”。   1932年1月5日,板垣征四郎从中国东北飞回东京,得到裕仁天皇破格接见,并向天皇和日军参谋本部报告侵占东北的情况。随后板垣参与制订在上海发动战争的计划,并从东京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少佐发了如下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制造事端   上海的田中隆吉接电后,将2万日元经费交给了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即金壁辉),让她具体策划实施。1932年1月18日下午,川岛芳子唆使2名日本日莲宗僧人与3名日本徒到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的华界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总厂去生事。日方5人在厂外观看厂内工人义勇军操练,并投掷石子挑衅,引发冲突。而之前川岛芳子早已经雇佣打手扮成工人模样混入人群。冲突中日方5人遭到不明人士攻击,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然而警察并未成功逮捕犯人,因此日本指控攻击事件为中国人的工厂纠察队所为。此即所谓“日僧事件”。   1月20日凌晨2时许,数十名日侨青年同志会成员趁夜放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又砍死一名、砍伤两名前来组织救火的工部局华人巡捕。当天下午,田中隆吉煽动1200名日本侨民在文监师路(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团集会,并沿北四川路游行,前往该路北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途中走到靠近虬江路时,开始骚乱,袭击华人商店。   通牒增兵   为扩大事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1月21日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承诺缉拿焚烧三友实业社的凶手之余,同时提出了无理的四项强硬要求:1、上海市长对日僧事件进行公开道歉;2、逮捕和处罚作案者;3、对被害者进行经济赔偿;4、取缔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国会为首的一切反日组织和团体。   1932年1月22日,日本驻上海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表恫吓性声明,声称上海市长如果对松井所提4点要求不做令日方满意答复,日本海军将采取“适当行动”。   之前板垣征四郎和参谋本部早就安排好了“假战争”的准备。“日僧事件”发生后,日本海军以保护侨民为由首先调兵遣将,向上海增派军舰。日本海军除“九·一八”事变后陆续驶抵上海的军舰外,于1月21日从本土吴港派出巡洋舰“大井”号和第15驱逐队(驱逐舰4艘)运载第1特别海军陆战队450余人和大批军火,于23日抵达上海。24日停泊于旅顺港的“能登吕”号特务舰(航母,1.4万吨,载机6架)也驶抵上海。   1月22日,日本政府开会,“决定立取适切手段,由大角(岑生)海相相机处置之”。25日,日本海军省首脑与外务省首脑联合举行会议,“协议如中国方面不表示诚意,不实行日本之要求,决以实力务期要求之贯彻,并协议万一时的具体方策”。26日,海军省召开最高级会议,“决定在一二日中发挥实力,其方法如下:(一)驻沪兵力如不足,可遣第二舰队,(二)就地保护留沪日侨,(三)自吴淞至上海航路由日海军保护,(四)在吴淞口外拘留一切华籍轮船,(五)加派军舰到南京、汉口、广州、汕头、厦门等埠,并使浪人同时暴动。”日海军的军事行动得到了裕仁天皇的许可和批准,26日裕仁的最高军事会议在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主持下,训令在上海的盐泽幸一“行使自卫权利”。同日(26日)日本海军省又命令从日本国内急调第1 水雷战队(旗舰“夕张”号巡洋舰率第22、第23、第30驱逐队,共有驱逐舰12艘),运载第2特别海军陆战队460余人开沪,并于28日下午到达。   至此,日军在上海集结了军舰24艘,飞机20余架,海军陆战队1830余人及武装日侨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1月28日,日海军省又下令调航空母舰“加贺号”、“凤翔号”,巡洋舰“那珂号”、“由良号”和“阿武隈号”3艘及水雷舰4艘从本土出发开赴上海。)   1932年1月24日,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放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诬称是中国人所为。27日,村井向上海市当局发出最后通牒,限28日18时以前对四项要求给予满意答复,否则采取必要行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查看更多
一二八事变前的外交尝试:忍让未见效被迫应战
  当时负责防卫上海的国军是粤军的十九路军,由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军长,十九路军的领袖是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主张应付日军挑衅。   但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战略意图做了错误的判断,将日本掩护伪满洲国建立的“假战争”行为,误判为日军将“占领南京,控制长江流域”(见蒋介石《第二期抵抗方案》),认为战火将迅速扩展至全国,“中国重要各地亦随时均有重大危险发生”(见《外交部致国联及九国公约签字国驻华公使照会》),甚至认为“国亡即在目前”(见蒋介石《告全国将士电》)。有鉴于这种严重判断,国民政府认为国家军阀割据内乱不已、军令政令不统一、财政拮据,无力与日本全面开战,所以竭力避免冲突,主张忍让。   1932年1月23日,新任行政院长孙科在与汪精卫、蒋介石详商后,急电上海市长吴铁城“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缓态度。应立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见《行政院急电市府避免与日本冲突》电稿)同日,军政部长何应钦亦致电吴铁城,重申“沪市为我经济中心,总以和平应付、避免冲突为是”。23日何应钦还下令十九路军五日内从上海撤防到南翔以西重新布防。一二八事变前四天,张静江邀请蔡廷锴到杜月笙家中,劝第19路军“……最好撤退到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蔡廷锴猜测张是受“蒋介石所授意”。(见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在得知国民政府的态度后,蒋蔡等人感到沮丧,但是也表示会服从军令撤出上海。蒋光鼐说:“遵照政府命令就是。”   1月27日下午,参谋总长朱培德、军政部长何应钦调宪兵第6团接替第十九路军在上海闸北地区的防务。该团27日晚8时从南京车站上车,28日正午抵达真如,其先头一个营下午到达上海北站,准备次日(29日)拂晓接替十九路军第78师第156旅第6团在闸北的防务。   1932年1月27日村井向上海市当局发出最后通牒后,上海市长吴铁城在国民政府和上海各界的要求下,乃于28日13时45分复文村井,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1月28日夜11时零5分上海市公安局接到日方村井给吴铁城和上海市公安局长的回,对上海方面接受日方四项要求表示"满意",却又以保护侨民为由,要中国军队必须撤出闸北。吴铁城接到该回信已经是11时25分。夜11时30分,不等中方答复,日军即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攻击,我十九路军第78师156旅翁照垣部随即起而抵抗(前来接防的宪兵第6团一部也一起奋而抵抗),战争爆发。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查看更多
一二八事变中后的张治中:祭文缅怀为国牺牲者
  维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率同全体将士,敬谨致祭于我淞沪抗日阵亡将士之灵曰: 呜呼!   蠢彼岛夷,狼子野心,陷我东北,窥我沪滨。   赖我将士,挞伐用申,迭歼顽敌,固我名城。   贼来愈众,我志愈坚,奋勇杀敌,以一当千。   声震陵谷,气壮河山,撼山岳易,撼我军难。   月黑庙镇,风紧江湾,剑光射斗,敌胆皆寒。   再接再励,载守载攻,追奔逐北,叶卷西风。   敌弹如雨,敌机翔空,惟我将士,勇猛精忠。   出生入死,成仁成功。洒血兮化碧,吐气兮成虹。   呜呼将士,渺矣音容!仓皇戎马,诀别无从。   梦萦回兮故垒,泪涕零兮江东。鹃啼兮声若,花落兮飞红。   呜呼将士,上有父母,下有妻子,泉台永隔,怆怀何已!   我与君等,如兄如弟,仰事俯蓄,责在后死。   呜呼将士,从此长眠!此仇未报,衷肠若煎。   誓将北指,长驱出关,收我疆土,扫荡凶残。   执彼渠魁,槛车系还,一尊青酒,再告重泉。   呜呼将死,得其死矣,功昭党国,光耀青史。   人生草草,大地茫茫,忠贞亮节,山高水长   呜呼将士,庶几来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查看更多
一二八事变幕后的疑问:为何十九路军驻防上海?

  一·二八事变发生时,驻京沪地区的中国军队是十九路军。1931年5月,胡汉民派、孙科派、汪精卫派、桂系等反蒋派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反蒋,与南京政府对峙,史称宁粤对峙。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下令“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并派人与粤方谈判。宁粤谈判中粤系为安全提出由粤籍人士陈铭枢担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1931年9月30日蒋介石通电同意,陈铭枢麾下的第十九路军遂由江西赣州(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停止“剿共”留驻在当地)调戍京沪地区,并于11月全部部署于京沪沿线。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军长,戴戟任京沪警备司令。全军下辖第60师,师长沈光汉,驻防苏州、常州一线;第61师,师长毛维寿,驻防南京、镇江一线;第78师,师长区寿年,驻防上海、吴淞、昆山、嘉定一线。全军共3万3千多人。

  11月初,十九路军卫戍京沪后,在上海人民坚决抗日行动的推动和影响下,抗日决心是坚定的,但在组织上,实际上的准备很不充分。当时十九路军到沪不久,对敌情知之甚少,该军从自己获得的情报中判断出日军发动侵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才于1932年1月15日开始进行应战的军事部署,而此时距日军发动进攻的时间尚不足两周。

  由于日军侵略形势的日趋严重,1932年1月23日,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错、戴戟主持下,于龙华召开了驻沪部队营级以上军官紧急军事会议,一致决心保卫上海,讨论和决定了一切必要的应变措施,并向全军各部发出了:“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备战。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的密令。1932年1月24日,蔡廷锴等到达苏州,又召集驻苏部队高级将领沈光汉等人举行紧急会议,传达和解释了23日发出的密令,驻军将领也一致拥护。但因国民政府力求妥协避免开战的命令,蒋蔡等最后同意遵令撤出上海,并令驻闸北的守军29日晨与宪兵第6团换防。因形势紧张,第78师156旅旅长命令闸北守军第6团继续保持警惕。28日晚11时,戴戟也下令防止日军趁中国换防之际占领闸北,命令各部进入阵地严密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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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事变的第一次停战:在英美调停下短暂停火
1932年1月28日夜11时30分,盐泽少将统率之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北四川路西侧突然向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十九路军156旅第6团(团长张君嵩),当即予敌猛烈还击。此时,日军以二十余辆铁甲车为前导,分兵五路,从闸北各路口发动进攻。 第19路军总部在接到关于日军发动进攻的报告后,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星夜步行赶至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依照原定部署,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 29日天亮以后,日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连续发起猛攻,日机也由航空母舰“能登吕”号起飞,对闸北、南市一带狂轰滥炸,战火迅速漫延。守军第156旅所部,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以集束手榴弹对付日军的装甲车,组织敢死队以潜伏手段炸毁敌装甲车,坚守每一阵地,并在炮火掩护下适时向敌实施反击,打退日军的连续进攻。据日军自供:“战斗极为激烈”,“市街到处起火,火焰漫天,战场极为凄惨。” 上午10时左右,日机投掷炸弹,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被大火焚毁,包括众多古籍善本在内的30多万册馆藏图书被付之一炬。日军千余人在强大炮火和装甲车掩护下,向宝山路、虬江路各路口猛烈冲击,企图占领上海火车北站。北站为上海陆上交通枢纽,其得失关系整个闸北的安危。29日下午2时,日军趁北站火起向北站猛攻,我守军宪兵一个连与日军激战1小时后退出北站。 29日17时,第156旅主力加入战斗,进行反击,夺回北站及天通庵车站,并乘胜追击,一度攻占日军上海陆战队司令部,迫使日军退至北四川路以东、靶子路以南地区。日军首次进攻以失败而告结束。 日军进攻受挫后,29日下午英、美国领事出面调停(上海市政府称是日本领事请求,国联报告书则称系上海市长所请),中日两军达成了在29日夜20时停止战斗的协定。十九路军明知其为缓兵待援之计,只因本军也需调整部署,同意停战。同时十九路军也加强部署,急令驻镇江以东之第60师进驻南翔、真如一线,并将第61师调沪,驻沪之第78师全部投入前线,加强防御,严阵以待。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查看更多
一二八事变中的积极应对:主力第五军驰援上海
  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时任陆海空军总司令、行政院长的蒋介石就下令预防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   1931年12月,蒋介石因九一八事变下野,由孙科接组南京政府。但孙科政府软弱无力,难以应付九一八事变后复杂困难的局面,尤其是财政陷入严重困境,军费已积欠2个月未发。因此1932年1月25日,孙科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辞职。1月2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接受孙科辞职,南京国民政府再度改组,以汪精卫继任行政院长。当夜,一二八事变爆发。   1月29日,之前因九一八事变而于1931年12月下野的蒋介石复出,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为军委会委员(同时任命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为委员),负责调动军队,指挥沪战。同日,蒋介石制定对日应对原则,即“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并且规定:“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必具此决心与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也。”同时蒋介石在军事上作出“十九路军全力守上海,前警卫军(即87、88师)全力守南京”的军事部署。蒋介石于当日(29日)的日记中写下:“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唯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蒋在日记中亦做出迁都洛阳的决定,以避免城下之盟:“决心迁移政府,与倭长期作战” 。   同日(29日),蒋介石致电驻武汉的湖北省主席何成浚、第4师师长何庭瑶:“昨夜倭寇向我上海闸北十九路军防线袭击,至此刻尚在对战中。我军决与死战,其在汉浔海军必有军事行动,务望严密戒备自卫,万勿为其所屈。第四师应集中武汉严防,切勿分散。以后军费困难,惟有地方自筹也。”另有内容相同的电文致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见《熊式辉档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藏。)   同日(29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命令驻蚌埠的第47师(师长上官云相)调驻南京浦口,防范日军进攻南京。(见《何应钦、朱培德致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月30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电》,他说,沪战发生后,“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视义之暴日相周旋。”蒋介石要求全国将士“淬厉奋发,敌忾同仇……枕戈待命,以救危亡”,并表示他本人“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 。此电发布后,影响甚大,“人心士气,为之大振”。同日,国民政府发布《迁都洛阳宣言》,表示绝不屈服,并自该日起将国民政府部门迁往洛阳,但军委会和外交部留驻南京,同时命令前方军队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朱培德共同指挥。   2月1日,国军第88师师长俞济时致电蒋介石主动请求将所部调沪增援,蒋答:“贵师行动,一听何部长命令,如运沪作战,务希奋勇自强,以保荣誉。”   同日,蒋介石指示何应钦:“如日军再攻正式开战时,飞机亦应参战,请照军委会电令办理为盼。”   2月1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日作战计划。4日,军委会划分全国为4个防卫区:第一防卫区,其区域为黄河以北,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第二防卫区,其区域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以蒋介石为司令长官;第三防卫区,其区域为长江以南与闽浙两省,何应钦为司令长官;第四防卫区,其区域两广,陈济棠为司令长官。并决定:“各司令长官除酌留部队绥靖地方外,均应将防区内兵力集结,以便与暴日相周旋,同时,并电令川、湘、赣、黔、鄂、陕、豫各省出兵做总预备队。”军委会还决定,在淞沪前线,除由第三防卫区负责外,并动员第二防卫区兵力为后继部队。同时计划以第一防卫区部队(司令长官张学良)向东三省挺进,牵制日军,使其不能有在上海扩大侵略的余裕(但张学良并未积极行动,川、粤等省也未积极行动,可见不统一难以抵御外侮)。同时命令沿江、沿海严加戒备,并从浦口开始,沿津浦路北上达徐州,西折沿陇海路至洛阳,全都大筑工事。   2月2日,何应钦向蒋光鼐等人转来汪精卫电报,内称:“昨已电广州同志,对于淞沪驻军急速设法增援助饷,军委会亦已决定增派军队淞沪,决不以十九路军独立苦战,敬祈诸兄激励将士始终坚决抵抗。”   2月5日,蒋介石指示:“如倭以两师以上陆军参战,则我方应另定计划与之正式作战,飞机与陆军需预定协同作战计划,突然进攻,使敌猝不及防也。”   同日(5日),蒋介石就作战计划向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发电,并电慰十九路军:“兄等恶战苦斗,已经一周,每念将士牺牲之大,效命之忠,辄为悲痛。”并表示“如有必要,中(正)可亲来指挥也。空军参战时,陆军需与之预定各种符号切实联络,俾得协同动作,……”   5日上午9时,中央空军第6、7队的飞机9架(轰战机5架、战斗机4架),在第二大队长石邦蕃率领下,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奔赴上海参战。机群经过昆山时,与日军海军航空队发生短暂空战。11时,我战机降落上海虹桥机场,正加油挂弹准备出击日舰,突然日机来袭,我战机随即升空迎战。战斗中刚刚完婚的副队长黄毓铨因机械故障坠机牺牲,成为中国空军对日抗战殉国第一人。[5] (后广东空军组建了混合机队的第8队,以丁纪徐为队长,北上增援。一二八事变期间中央空军飞机25架参战,广东空军飞机15架参战。)   同日(5日),国民政府电调九一八事变前在江西剿共的国军第9师(师长蒋鼎文)赴沪增援。   同日(5日),第88师师长俞济时自苏州致电蒋介石,称全师除一团外(527团)已经在苏州集结完毕,但是“职师经费元月份只领到十天,给养断绝”,乞请速拨款维持伙食。   2月6日,蒋介石由洛阳来到南京浦口,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前往迎接,表示愿率中央部队增援上海。同日,蒋介石下令第88师进抵南翔,第87师261旅自南京东移到昆山(7日抵达昆山)。7日,由财政部税警总团改编而成的第88师独立旅的2个团集中于虹桥。2月14日,国民政府军政部下令将当时中央军精锐第88、87师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合编为第五军,由张治中任军长,隶属十九路军总部参加沪战。16日,张治中率第五军军部和第87师259旅从南京出发夜间抵达南翔。   2月7日,蒋介石应陈铭枢请求,批示何应钦调炮兵一个营增援十九路军。   2月8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电告十九路军,已饬令财政部拨款5万元慰劳前线将士。   2月9日,蒋介石调动陆军第1师(师长胡宗南)、第7师(师长王均)准备增援上海十九路军。 ...查看更多
一二八事变战斗详情:日军三次增兵我军被迫撤退
  日军第一次增兵及失败   日军停战后,竭力增兵。日本海军省立即命令佐世保第二十六队驱逐舰4艘,由巡洋舰“龙田号”统率,于1月30日抵达上海并于黄浦码头登陆,随舰而来的包括佐世保第三特别陆战队士兵474人及大批军火。   1月31日晨,日本航空母舰“加贺号”(26000吨)和“凤翔号”(7470吨)搭载第一航空队约30架飞机抵达上海,停泊于上海以东约130公里的马鞍列岛海面;下午4时,巡洋舰“那珂号”(5195吨)、“由良号”(5100吨)和“阿武隈号”(5100吨)3艘及水雷舰4艘抵沪,并载陆战队2000多人,分批登陆。   2月1日,日本邮轮“照国丸”载来横须贺第一特别陆战队(525人)于上海汇山码头登陆。   2月2日,日本海军中央部将长江一带第一遣外舰队之外的舰船,以“出云号”为旗舰(“出云号”2月6日抵达上海),由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为司令官,组成第三舰队,统一指挥投入战斗。   日军兵力增加后,于2月3日开始,再度向闸北、八字桥等地的中国守军猛攻,仍被中国守军击退。2月4日,日军发动第一次总攻,战火扩大到江湾、吴淞一线。激战竟日,吴淞露天炮台,虽被敌狂轰滥炸摧毁,但在中国守军抵抗下,日军始终不能登陆。当时调归十九路军156旅第4团指挥的第88师高射炮连击落日机一架。此次总攻被粉碎后,盐泽幸一被撤职调回本国。   接替盐泽职务的是新组建的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野村到职后,日军开始增援陆军。早在上海局势紧张时,日本就曾打算派遣陆军,但是为海军所拒绝。可随着战事不利,海军不得不向陆军求援。2月2日,日本内阁便决定正式派遣陆军。由于上海战况告急,决定派出上海派遣混成旅团(旅团长下元熊弥少将)与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并先行运送上海派遣混成旅团和独立战车第二中队等部(此后称混成第24旅团)。同时,日本海军也增派横须贺第2特别陆战队赴援上海。混成第24旅团于7日午后在吴淞登陆。至此,日本海陆空军已增至万人以上。2月8日拂晓,日军混成第24旅分3路向张华浜、蕴藻浜、吴淞镇进攻,均被我击退。   2月10 日,中国守军第122旅第6团由刘家行进至杨家行,防守胡家庄沿蕴藻浜北岸至吴淞之线。请缨赴援的张治中第5军第87师第261旅于12日由南翔进至嘉定,并派1个团接替罗店第122旅第4团之防务。   2月11日,野村对西方记者说:“日军渡过蕴藻浜之日,即为日军行动终止之时。”又说:“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濠沟之日,为时不远。请渚君拭目相观,届时即可结束华东之抵抗。”   11日下午,日军在闸北狂轰溢炸的同时,向蕴藻浜、曹家桥一线大举进攻,并不断增援.十九路军猛烈抗击,双方肉搏,战况极其激烈。至晚,进犯之敌被全部击退。13日,日军陆军一个大队一度越过蕴藻浜、纪家桥一线,当即遭到第六十一师张炎旅的夜袭。中国军队夺获枪械甚多,终使敌军溃败。至此,野村企图从几路包抄吴淞中国军队的计划,终被粉碎。   日军第二次增兵及中方庙行大捷   2月8日,日军在吴淞遭受重创的消息传到东京后,根据日本天皇批准的敕令,日军参谋总长载仁急令陆军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火速增援上海。2月13日午后,第九师团主力到达上海港,16日,该师团全体官兵于吴淞登陆完毕。由此,第九师团长植田中将接替了野村的统帅职务。此时,日本侵略军海陆空兵力已达3万余人,野炮六、七十门,飞机60余架,并有舰艇数十艘集中于吴淞口。   植田首先于13日深夜发表声明,宣称:“如有妨害本师团执行任务者,必将采取果断措施,决不踌躇。”18日,植田又向蔡廷锴提出了最后通牒,内称:“贵军应立即停止战斗行为;并应在2月20日午后5时前,从下列地区撤退完了:在黄浦江西岸地区,从连接租界西端曹家渡镇、周家桥镇及蒲淞镇以北撤退;在黄浦江东岸地区,从连接烂泥渡及张家楼镇线以北撤退,各撤退至距离各租界边界线20公里地区(包括狮子林炮台)以外。同时,撤除在以上地区内的炮台等其他军事设施,并不得再设置。……以上各条如不见实行,日军不得已将对贵军采取自由行动,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贵军负责。”   蔡、蒋接到植田的最后通牒后,下令前线部队向日军阵地猛烈开炮,作为对植田最后通牒的回答和警告。   20日晨,植田令日军全线总攻,采取中央突破,两翼卷击的战法,以第9师团主突江湾、庙行结合部,企图北与久留米旅围攻吴淞,南与陆战队合围闸北。日军先以大炮轰击,继之以步兵协同坦克部队,分两路进犯张华浜一线和杨树浦一线,均被中国守军击退;闸北日军千余人和坦克十余辆,因触地雷,死伤枕藉。21日,植田亲自指挥步兵数千人,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向中国守军阵地冲击,双方伤亡均重,战斗延至23日黎明,日军试图从江湾车站包抄江湾镇,中国守军英勇抗击,多次冲锋,生俘日军空闲升少佐及士兵数百人,日军不支始溃退(日军侵华战争P181)。   庙行方面,原十九路军防地,于16日起为增援的第五军接防。第五军军长张治中,下辖第87师、第88师和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全军约二万多人。第87师(张治中兼师长,副师长王敬九)下辖孙元良的259旅,宋希濂的261旅,担任胡家庄沿蕴藻浜北岸经曹家桥至吴淞以西之线;第88师(师长俞济时,副师长李延年)下辖钱伦体的262旅,杨步飞的264旅,担任由江湾北端经庙行镇、周巷至蕴藻浜南岸之线,教导总队(总队长唐光霁)之一部担任狮子林南北闸汭、川沙口、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沿江一线警戒。   22日,日军第九师团倾巢出动,进犯第五军88师之庙行阵地,飞机轰炸竟日不停,数千发炮弹轰击中国守军阵地。但在张治中亲自指挥下,由孙元良旅、宋希濂旅和十九路军61师的三面夹击下,敌遭惨败,庙行阵地终于转危为安。日军第九师团及久留米混成旅团之精锐,伤亡惨重。此即为“庙行大捷”。此后数日,敌军虽不断轰击和进攻,但均被守军击退。日军遭受重创,由全线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再由重点进攻被迫中止进攻。至25日,植田的总攻计划也宣告破产。 ...查看更多
一二八事变达成的协议:中国正规军不得驻扎上海
3月初,由于日军偷袭浏河登陆,中国军队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线。3月3日,日军司令官根据其参谋总长的电示,发表停战声明。同日,国联决议中日双方下令停战。24日,在英领署举行正式停战会议。 中国代表为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军事代表戴戟、黄强等七人,日本代表为驻中国公使重光葵、军事代表植田、田代等九人.英、美、法等公使和武官也列席了会议。谈判中双方争论之点颇多,而在日军撤退时间、地点问题上尤为激烈。27日,兰普森对各款提出折衷方案五条。28日至30日双方连续讨论无结果,会议陷于停顿。中国遂将上述问题提交国联特别委员会解决。4月19日,国联特委会通过决议草案十四条,但日方对于其中第十一条联合委员会职权之规定,陆军认为干犯了统帅权,表示坚决反对。经兰普森的调解,提出折衷方案,日本代表才以在投票时弃权,表示默认。于是30日在国联大会上,将兰普森修改的决议草案通过。 由此,中日停战协定得以在5月5日予上海签订。 淞沪停战协定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条,中国及日本当局,既经下令停战,兹双方协定,自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确定停战.双方军队尽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 第二条,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昆山、苏州一线。 第三条,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区,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但鉴于须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方。 第四条,为证明双方之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代代为委员。该委员会并协助布置撤退之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以便日本军队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 第五条,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 “协定”之二、三、四条均有“附件”。“附件一”规定中国军队驻扎之具体地点;“附件二”规定日本军队驻扎和可以使用之地区;附件三”规定共同委员会之组成。 中国代表在宣读《协定》条文时,发出两次声明,但并未作为附件而附属于《协定》文件之内。中国的声明,一是关于《协定》第二条的声明,说中国方面在停战会议讨论此条时,曾声明:“双方了解,本协定内,对于中国军队在其领土内之调动,并不含有任何永久之限制”。并说:“当时双方同意,此项声明于该项会议时业经接受。”而是关于《协定》第三条的声明,说:“双方了解,按照第三条,日军暂驻区域内之市行政权,包括警察权在内,仍由中国当局行使之。日军之暂用该项地点,于上海市政府之工作,不得有任何妨害。”此外,中国政府同日在南京发表了一个有关《协定》的书面声明,宣布将设置特别警察队,以维持临近上海租界的撤兵区域内的治安与秩序。 日军的撤退分为四批实施。第一批自5月6日起,日军主力部队向连接狮子林—杨行—大场—真如之线以东地区撤退。第二批至5月9日中午止,撤出嘉定、南翔、浏河等地。第三批,至5月10日中午,撤出罗店。第四批,从狮子林—杨行—大场—真如之线全部撤退。5月12日中国首都保安队接管闸北,19日接管江湾,23日接管真如,24日京沪铁路恢复全线通车,同日接管吴淞炮台。5月31日,日军除海军陆战队及宪兵共2500人以外,全部撤离上海。中国调北平保安队1000人由瑞士教练统带赴上海维持治安,另派国军第二军精锐步兵2营驻淞沪警备司令部所在地龙华。至6月17日,淞沪铁路以东、沙泾港以西、公共租界以北,虹口方面越界筑路周围地域的日军海军陆战队,全部撤入越界筑路地域以内。至此,除《停战协定》所允许日军暂驻的丁区(闸北日本坟山)内的警察权尚未恢复外,所有日军退出地区,完全恢复上海市政府的行政区与警察权。至7月17日,日军最后撤离丁区,由中国方面派保安队予以接收。至此,日军全部撤出公共租界和虹口越界筑路以外之地区,全面恢复“一二八事变”前之原状。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查看更多
一二八事变双方的损失:中方民间损失高达14亿元
  两国参战军队及伤亡数字   日军约7.7万人:第三舰队、混成第二十四旅团、第九、第十一、第十四师团;中国军队5万人:十九路军;第五军(张治中)。   据中方战报,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一共毙伤日军10254人。而据日方资料,在侵略上海的战争中合计伤亡3091人:其中日军陆军战死620名,负伤1622名;海军战死149名,负伤700名。   据中方战报,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合计总伤亡14104名(阵亡4274名、受伤9830名)。其中十九路军伤亡官兵8792名;第五军伤亡官兵5312人。   国民政府对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军火补充   淞沪抗战中,国民政府先后补充十九路军枪弹1060余万发、手枪弹49.8万余发、各种炮弹7.34万余颗、手榴弹16.7万余枚、步枪1500支、机关枪130架、各种火炮73门。补充第五军枪弹760余万发,手枪弹3万发、各种炮弹1.6万余颗、手榴弹5万枚、步枪1600支、机关枪12挺。   民间损失   据统计,事件中中国金钱损失约为十四亿元。闸北华界的商号被毁达4204家,房屋被毁1.97万户,损失惨重。同济大学(吴淞)、复旦大学(江湾)、上海法学院等均遭轰炸。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查看更多
一二八事变的历史影响:正式推行“攘外必先安内”
  积极的一面   1,促进了国内团结。一二八事变前,蒋介石下野,国民党内宁粤对峙并未结束,群龙无首。事变后,国民党各派系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团结,汪蒋合作,蒋介石复出,自此南京政府的地位相对稳固。而国内各阶层、各界人士,也因支援淞沪抗战,激发了民族精神,促进了团结。   2,建立了抗战的心,转变了国际观念。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对外战争几乎逢战必败,而且几乎每次都以割地赔款告终。淞沪抗战期间,国军屡挫强敌,迫使日军三易主帅,而最后的停战协议中,既无割地内容,又无赔款条款,实为百年来所罕见。一二八抗战中,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广大爱国官兵表现的高度爱国热情和抗日救国的英勇牺牲精神,表明了为民族生存而战的中国军队,虽然武器装备远不如敌军,但抗日卫国的正义性质,和广大人民的支援,使中国军队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中国军队的英勇表现,也为在沪西方人所亲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清末以来西方人轻视中国军队的心理,提高了中国军队的形象,改变了中国的国际观感。   消极的一面   国民政府确立“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早在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即已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首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口号:“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在此通电中,蒋首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规定攘外即反对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安内”即平定反蒋势力及剿共。但当时“安内”主要指平息内外冲突,解决两广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蒋和南京政府于1931年9月21日决定“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   一二八事变时,国民党指责中共乘国军在上海浴血抗战之时,扩大湘、赣、粤、闽苏区。国民党惊呼“中共豫鄂皖边区旷继勋部,与鄂中段德昌部、鄂西贺龙部、湘东赣西李明瑞部,互相呼应企图包围武汉。一时扰乱范围,遍及七省;‘赤化’面积,达200,000方里。大有燎原之火,不可收拾之势。”   蒋介石声称鉴于“九一八”、“一二八”两次事变,中共皆乘机“扩大叛乱,涂炭生民”,国军难以全力抵御外侮,乃于1932年6月9日,在庐山召开“五省‘剿匪’会议”,宣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1932年6月1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在北平外交大楼接见新闻记者,以江西红军在淞沪抗战中不仅不支持抗战反而攻击援军为借口,说:“中央认定不‘剿共’不能抗日,故派蒋委员长、何应钦同志担任剿匪工作,努力进行,务期消灭。”至此国民政府正式确立“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查看更多
结语
  一二八事变建立了抗战的信心,转变了国际观念。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对外战争几乎逢战必败,而且几乎每次都以割地赔款告终。淞沪抗战期间,国军屡挫强敌,迫使日军三易主帅,而最后的停战协议中,既无割地内容,又无赔款条款,实为百年来所罕见。一二八抗战中,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广大爱国官兵表现的高度爱国热情和抗日救国的英勇牺牲精神,表明了为民族生存而战的中国军队,虽然武器装备远不如敌军,但抗日卫国的正义性质,和广大人民的支援,使中国军队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中国军队的英勇表现,也为在沪西方人所亲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清末以来西方人轻视中国军队的心理,提高了中国军队的形象,改变了中国的国际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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