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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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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冬天的西安如何有这样一场事变?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东北。1935年,共产党中央红军抵达陕北,蒋介石遂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均非蒋介石嫡系,屡遭排挤。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难与个人窘迫之际,两位将领向蒋介石“哭谏”抗日失败,直接导致蒋介石被军事监禁。当时在各方势力的斡旋下,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时局得以扭转,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共联合抗日。77年过去了,对于西安事变的过程和历史意义的探询从未停止过。现在就让历史回放,因为关于场惊心动魄的”兵谏“,还有更多历史真相正等着我们去探索和解答……
西安事变

且看一场惊心动魄的兵谏如何上演?——双十二西安事变

揭秘: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激烈争吵内幕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临潼几声枪响,时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和17路军的总指挥杨虎城,用“兵谏”的方式扣留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若问这场由张、杨联合发动的“西安事变”中谁是主导者,名气更大的张学良一直承担“犯上作乱”的主要责任。然而在1991年张之丙姐妹对张学良的采访中,张学良却说:“‘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那可以说他(杨虎城)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

  1935年,曾经号称中国最强军队的东北军正处在落魄时期。热河战败后,东北军丢了东四省和河北的地盘,十几万大军依靠蒋介石提供补给,一举一动受蒋节制,境况非常凄凉。背着一个“不抵抗将军”骂名离开东北的张学良有抗日的决心,不希望参与任何内战。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的委派到西北“剿共”。

  来到西安的张学良,很自然地结识了时任陕西省主席、国民党17路军总指挥的杨虎城。只不过,张学良开始对杨虎城的态度非常傲慢,认为杨虎城草莽出身,不过就是个“老粗”。而在杨虎城眼中,张学良却是一个可以联合抗日的对象。

  1935年10月初,杨虎城向张学良发牢骚说“剿匪”等于“无期徒刑”,“以中央军之数量,东北军之精锐,皆未能消除共产党,区区如彼之军队,能何为乎?”

张学良

  同年11月,当东北军的109师被毛泽东指挥的红军歼灭后,张学良也向杨虎城袒露了“倦于内战”的心情,杨虎城向张学良建议:向蒋公进言,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只身飞到洛阳,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双方发生尖锐冲突。

  张指责蒋“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严厉表示:“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匪不剿完,决不抗日。”老蒋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犹如凉水浇头”,对蒋绝望。 ...查看更多

西安事变真相:张学良曾策划让蒋介石秘密出逃

  宋子文20日上午10时乘飞机抵达西安,“我单独拜见委员长。他甚为感动。失声大泣。我对其安慰,告诉他,彼并未蒙羞,相反,整个世界均在关心他,同情他。”

  蒋介石刚被捉之时,态度羞愤绝望,不吃不喝,与张学良连话都不讲,更别说谈判了。蒋在见面时告诉宋,他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军事解决为惟一之途。宋向蒋指出,“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当天下午,蒋介石“渐次通情达理”。他再次见张学良,事后告宋,他已同意张学良将其军队开往绥远;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

  宋子文认为,“杨在西安城周有驻军九个团,他可用兵强扣委员长,故形势极为危险。张在城周仅有一团,遂命其部队做秘密准备,以防突袭。”宋子文与张学良策划应急之策。两人讨论了将蒋介石秘密带到机场,突然离开西安的可能性。但后来“认为此举过于危险,因张之一举一动完全可能已处杨的监视之中。”他们最后商定:“倘局面未有改善,我应动员蒋夫人于次日晨以力促延长停战期为由,先行返回南京。”

  宋子文在西安之所以敢对蒋介石直言,晓以利害,其主要原因是宋子文抵达西安后确实为蒋介石的性命感到担忧。宋子文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张、杨)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

蒋介石与张学良

  当天晚上,宋继续探寻解决办法。他在次日的日记中得出了惟一结论:和平解决。

  “一、此次运动不仅系由张、杨二人所发动,而且亦得到全体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持。二、张、杨与中共两方军队联合一起,将成一令人生畏之集团,以现有之兵力,加之有利之地形,在目标一致之条件下,他们完全可固守战场数月。三、中共已毫无保留地将其命运与张、杨维系在一起……我坚信,拯救中国惟一之途——只能藉政治解决。”

  21日上午11时,宋子文在离开西安返回南京前一小时再次面见蒋介石。蒋介石交给他几份遗嘱,是分别写给宋美龄和他的两个儿子的。蒋要宋先将遗嘱给张学良过目,但张过目后扣下了蒋的遗嘱。宋子文写道:“(张)谓假如发生战事,他以人格保证将把这些遗嘱发送,但现在他不会允其发送。”

  蒋还要求宋子文不要让宋美龄前来西安,并劝宋子文也不要返回南京。但当时宋子文心中已有了一个救蒋介石一命的初步方案。

  “我不知何种政治解决切实可行,但我决定先行如下几点:1、应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并改变其听天由命之态度。2、由戴雨农(戴笠)代表黄埔系前来西安,亲身观察此地之局势。3、派一将军来西安,以处理可能产生之军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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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口述:西安事变我没死 是因宋美龄在帮我

  1925年东北军打败孙传芳后,首次进入上海。当张学良第一次和宋美龄见面时,宋当时未婚,在上海也是知名闺秀,是才貌双馨的美女。两个人当时都只有二十多岁。少帅与她一见面,立刻为她出众的气质倾倒,称她为“美若天仙”。宋美龄也为张学良的风度倾倒,称他为“莱茵河畔的骑士”。此后两人频频约会,宋美龄带着张学良出入于上海的社交界,而从少年起就在青年基督教会接受过洋派熏陶的张学良也礼仪得体,风度翩翩,跳舞、游泳、高尔夫球,无不老到精通。两人一时成为十里洋场最耀眼的明星。

  少帅晚年回忆这段往事,不忌讳赵一荻女士在场,情不自禁脱口说:“若不是当时已有太太,我会猛追宋美龄(这些蒋介石都不知道)。”那时蒋介石也几乎同时在追求宋美龄,不过蒋介石当时只是个上校,当然也是一颗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

  西安事变发生后,原本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的张学良,转眼成了蒋介石眼中绝对不能饶恕的罪人。张学良始终认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之所以不杀他,是因为有宋美龄的“保护”。

  张学良曾说:“西安事变后我没死,关键是蒋夫人帮我。我认为蒋夫人是我的知己,蒋夫人对我这个人很了解,她说西安事变,他(张学良)不要金钱,也不要地盘,他要什么,他要的是牺牲。蒋先生原本是要枪毙我的,这个情形,我原先也不知道,但我后来看到一份文件,是美国的驻华公使Johnson写的,他写道:宋(指宋美龄)对蒋先生说,‘如果你对那个小家伙(即张学良)有不利的地方,我立刻离开台湾,还要把你的事情全都公布出去’。”

  张获得自由后曾有一句感慨:“宋美龄活一天,我也能活一天。”这句话,对形容宋美龄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再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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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后傅斯年骂张学良:犯上作乱的土匪种

  傅斯年的老友程沧波说:忽一日,傅论及当时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论孙科,说:“犹吾君之子也。”论于佑老,乃是“老党人且是读书人”。论戴季陶,说:“阿弥陀佛。”论到孔祥熙,高声作义愤状:“他凭哪一点?”

  1932年6月19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著名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傅斯年在文中指出,中国已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社会与文化已步趋总崩溃,因为总失业的缘故,国民皆成了叫花子,各路军阀手下的官兵几乎全部由叫花子组成,可谓要多少有多少,军阀自然成了叫花子的头目,故南北政府被一群流氓苦力与叫花子所平分。“照这样形势,虽有一个最好的政府,中国未必不亡;若根本没有了政府,必成亡种之亡。”因而,傅斯年呼吁“一切不顾亡种灭国的人,幸勿此时兴风作浪,这不是可以苟且为之的”。

  1936年12月12日, “西安事变”爆发,傅斯年得知后极为震怒,高呼“国家元首岂容为贼所扣乎”?于是极力主张南京国民党高层立即出动大军讨伐张、杨,同时连续在《中央日报》发表《论张贼叛变》等言辞激烈的檄文予以声讨。傅斯年言称张学良老子就是胡子出身,“张贼天生的是一个犯上作乱的土匪种”。蒋介石“在此时中国是无可比拟的重要,他的安危关系中国国运比任何事都切紧”。再次疾呼尽速派中央军西进,对西安呈扇形包围,只要将西安围住,“张贼学良”除投奔共产党,将是死路一条。针对有人认为出兵西进,会激怒张学良并危及蒋介石的安全,傅斯年坚称愈是大军压境,张学良愈不敢加害蒋,并预言性地指出,待中央军包围西安,张只有束手就范,屈膝投降,而张投降后,“只有蒋能救他一条性命”。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时,重庆国府于12月18日派出的最后一架飞机抵达香港机场,抢救困于香港的政府大员和学界名流。然而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二小姐孔令俊率领几十名保镖竟然阻止他人登机,却把自己的仆人、洋狗、马桶、香料和床板等通通运上飞机!陈济棠、何香凝、许崇智、茅盾、郭沫若、陈寅恪等人均被拦截不能登机而滞留香港。当时皆以为陈寅恪已离开人世,傅斯年因此高呼“杀孔祥熙以谢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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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真相:西安事变的“主谋”并非张学良

  1935年,曾经号称中国最强军队的东北军正处在落魄时期。热河战败后,东北军丢了东四省和河北的地盘,十几万大军依靠蒋介石提供补给,一举一动受蒋节制,境况非常凄凉。背着一个“不抵抗将军”骂名离开东北的张学良有抗日的决心,不希望参与任何内战。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的委派到西北“剿共”。

  来到西安的张学良,很自然地结识了时任陕西省主席、国民党17路军总指挥的杨虎城。只不过,张学良开始对杨虎城的态度非常傲慢,认为杨虎城草莽出身,不过就是个“老粗”。而在杨虎城眼中,张学良却是一个可以联合抗日的对象。

  1935年10月初,杨虎城向张学良发牢骚说“剿匪”等于“无期徒刑”,“以中央军之数量,东北军之精锐,皆未能消除共产党,区区如彼之军队,能何为乎?”

  同年11月,当东北军的109师被毛泽东指挥的红军歼灭后,张学良也向杨虎城袒露了“倦于内战”的心情,杨虎城向张学良建议:向蒋公进言,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只身飞到洛阳,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双方发生尖锐冲突。

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左)和杨虎城(右)

  张指责蒋“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严厉表示:“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匪不剿完,决不抗日。”老蒋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犹如凉水浇头”,对蒋绝望。

  回到西安后谈起有关情况,张学良问杨虎城“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虎城趁此机会问张学良是否有抗日决心,如果有,可趁“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张学良听后愕然,沉默未语。然而,后来西安事变基本上是按照杨虎城“武力扣蒋”的思路发动的。

  1936年12月23日到24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同宋子文宋美龄达成了停止内战、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等六项协议。24日晚,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表示以人格保证接受六项协议,并邀请周恩来到南京就国共合作直接同他谈判。但是,蒋介石只同意以“领袖人格”保证。蒋介石不肯签字,张学良却同意放蒋,这让主导这次“兵谏”的杨虎城深感不安,并因此与张学良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

  据《宋子文日记》披露,12月24日当晚,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交谈,杨虎城反对释放蒋介石,为此与张学良激烈争吵。杨虎城觉得这样放人放得不明不白,至少也得让蒋介石签个文件,有个书面的保障。杨说:“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张说:“我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我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杨虎城不满地离去。

  1936年12月25日下午3点左右,张学良给杨虎城打电话,通知他,自己已经决定放蒋回南京,杨虎城示意劝阻,但张学良已然不允许他再辩解了,只是说,再不走就走不了了。杨虎城措手不及,只好服从。

  在张学良亲自陪同下,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没想到这一次竟是他们二人的诀别,张学良因此永远失去了自由,而提议“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杨虎城在1949年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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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简介及时间 西安事变是哪一年发生的?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变,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即蒋介石),时称“西安兵谏”。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主导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全面抗战的局面,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月1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致书蒋介石,促其当即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12月4日 蒋介石再赴西安,胁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

  12月7日 张学良去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8日,杨虎城去劝蒋,均无结果。

  12月10日 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12日发布第6次“围剿”红军命令。

  12月12日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何应钦以国民政府名义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并派飞机到西安侦察。

  12月14日 张学良、杨虎城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日本陆军省制订《西安事变对策纲要》;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称:“张学良部队叛变无疑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

  12月15日 中共中央以红军高级将领名义给南京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两次发出通电,表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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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发动了西安事变 发动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是?

  西安事变的发动者以及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

  对此,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中国社会矛盾激化说。杨拯民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绝不仅仅是张、杨两位将军一时冲动下的偶然之举,而是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发展、激化的一必然环节。施文魁亦指出事变发生的原因是:第一,从根本上说,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第二,红军对东北军的打击,使张学良感到继续“剿共”毫无出路;第三,蒋介石一向利用“剿共”来消灭杂牌军,使张逐渐觉醒;第四,东北军士兵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影响张的转变;第五,共产党政策的积极影响,促使张放弃“剿共”转向抗。

  2.国民党内部矛盾发展说。姬天舒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斗争和发展是其内在原因,它既是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左派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亲日派相互斗争的产物,又是国民党阵营中‘嫡系’和‘杂牌’之间矛盾尖锐激化的结果。”马成碧从张学良、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说明事变发生的必然性。张和蒋从不同的途径走上政坛,他们以各自的方式逐步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思想。张形成的是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体系;蒋形成的是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独裁的政治思想体系。两人都主张中国要统一,并力行实现,但在如何实现统一以及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等问题上则存在分歧,当矛盾双方的斗争发展到事物所不能容纳的极限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张、杨采取了兵谏的方式。

  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说。杨颖奇认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对张、杨逐渐接受联共抗日主张起了直接的、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张、杨采取非常方式扣蒋兵谏,逼蒋实现抗日主张,亦起了间接的、重要的推动作用。

  理由是:第一,从1935年8月到1936年4月,中共积极主动地开展统战工作,直接推动张、杨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第二,从1936年5月到9月,随着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逐步确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更广泛开展,中共进一步推动张、杨坚定地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实现了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日局面;第三,从1936年10月至12月初,随着蒋介石欲图大举“围剿”红军,压迫张、杨“剿共”的严重内战行动,中共从挽救民族危机出发,有力地推动张、杨担负起制止内战,逼蒋抗日的重要历史责任。随着研究视野的逐步拓展,近来有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来重新诠释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如徐林祥认为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不只存在于西安,同时也存在于全国。他认为当时国民党情报失误是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表现是:第一,国民党情报掌握失真、行动决策失误;第二,国民党特工组织混乱、应变指挥失灵;第三,国民党秘密电讯中断、通讯联络受阻。王杉以现代化为视角,认为事变是在现代化的众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发生的,是中国人关注中国命运的产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民主政治的又一次尝试。她指出近代中国人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民族主义意识由传统走向现代,以及政治生活中一定程度的民主化,是事变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李云峰则从文化层面着眼,指出张、杨进步统一观的形成,显然是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在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之外,西方文化传统与苏化传统的潜移默化功不可没,他们的统一观与蒋介石以传统文化消极部分为主要基础构成的统一观相比较,其进步性不言自明。两种统一观的互相对立、冲突,发展到正常手段不能解决时,便有了异乎寻常的西安事变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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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事件经过 西安事变是如何爆发的?

      历史回放——西安事变进行中(事件经过)

  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

  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遇难。西安事变爆发。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

  十二月十二日晚间,宋美龄在上海初闻西安发生事变之际,就想到澳籍友人端纳是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斯峪的记者,他一生的事业在中国,曾赞助过中国的辛亥革命,后来又成为北京北洋政府的客卿﹔曾为张作霖父子的谋士,与张学良交往密切,也是蒋中正的好友。蒋夫人请端纳到寓所,与孔祥熙共商,端纳对于西安一行,认为义不容辞,当晚,即随同宋美龄乘夜车前往南京。

  12月13日晨八点,宋美龄致电张学良,告知端纳拟飞西安,端纳亦同时电告张学良。

  12月16日,国民政府劝诫张学良投降无效后,中国各界函电交驰,要求讨伐,遂由政治委员会决议派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集结兵力,由东西双方同时向西安进行压迫。空军随即展开轰炸西安近邻城市,并逐渐转向西安。张学良乃允许拘扣的蒋鼎文先返回洛阳,请国军方面暂停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升级。

  12月17日,原执意杀蒋中正的中国共产党,得到斯大林指示:坚决要求释放蒋中正。同时苏联消息报、真理报也公开支持蒋中正。经过内部争辩后,中共最后决定服从斯大林的指示,中国共产党遂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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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简介 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政局变动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为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埋下了导火索。中国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并利用投靠日本的前清废帝溥仪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权,实行了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使东北同胞饱受亡国奴的痛苦滋味,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这场战争经历了5个多小时的战斗,日军占领了沈阳城。随后的短短4个多月内,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东北百姓成了亡国奴。当时南京国民政府试图求助于外国势力,可为何只招来一双双白眼?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蒋介石之命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1933年1月1日,榆关抗战爆发。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共产党中央红军抵达陕北

  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

  东北军剿共遭遇失败

  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1935年10月29日,东北军在榆林桥战役中,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1935年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109师被歼,师长牛元峰战死,沈克的106师的一个团被歼。1931年,张学良俨然一个东北王,九一八事变后被全国人民称为“不抵抗将军”。在红军西撤的时候,张学良的部队被调去剿匪,由于任务执行不利张学良部队的番号被蒋介石撤掉,导致两人之间的嫌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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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 西安事变的结果及影响是?

      导读: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即蒋介石),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结果

  25日,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陪同蒋介石回南京。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即扣留张学良,并调集部队,重新进逼西安。消息传出,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情势。1937年2月2日,东北军中主张联共抗日、和平解决事变的王以哲被一部分主张用武力营救张学良的青年军官杀害,内战危险重又出现。

  事后,张学良送蒋到南京,抵南京后被军事法庭审判有期徒刑十年,蒋中正认为自己未能对己身安全预作防卫,引以自咎,随后特赦,张本人并未服刑,而是被长期软禁,由于抗战期间国军不断失去领地,张学良被软禁地点也经常变迁,其被软禁的设施环境也随之变化。杨虎城被送到国外后,秘密潜回香港打算参与抗日,但被国民党逮捕,并于1949年,杨虎城及其子女、卫士、秘书一共8人在戴公祠被军统局人员杀害。

  中共在西安事变后乐观认为:“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使中央军不敢猛进,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之局面。”最终在苏俄强力介入下,中共停止了颠覆中国的行动,与国民政府展开合作。

  蒋中正脱险后,认为“内乱症结仍在共党”,决心不准张学良再回西北,并从行政上取消三位一体的依据,1937年1月5日,以顾祝同、孙蔚如等取代张学良、杨虎城。东北军将领则同意中央题案调往豫、皖两省,三位一体宣告解体。淞沪会战之增援部队多受到内乱剿共牵制,渡江困难、步行途中,而无法限期支援上海,错失时机。

  共约八百至一千人遇害。邵元冲及侍卫长蒋孝先、秘书萧乃华、宪兵团长杨震亚、绥署军需处长王式辉、参议杨陟冈、卫士队长高鳯梧、监印官柳长庚、副官蒋国卿、特务周元之、公安局保安队长刘惠祥、骑兵团长蔡仲及市民等。

  西安事变后停止了攘外安内政策,迫使国民政府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苏联所期望的抗日统一战线。变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休整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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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分水岭”,它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此拉开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序幕。77年前西安事变的发生,使得古城西安一夕之间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修罗场。事变之后,有人说这是武将拥兵叛乱,有人说这是爱国将领的被逼“兵谏”。看的见的刀光剑影和看不见的暗流涌动争相上演。77年过去,我们是否已经看到了所有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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